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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新京报夏季好书(一)

中华书库网 时间:2019年09月18日 07:28

  转瞬间,2019年已过一半,我们不禁再次感叹时间的倏忽无情。今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年,回顾历史,读书这一关乎个体自省的精神活动显得尤为重要。它甚至是一种体力活动,因为在这样漫长而炎热的夏日里,摈弃杂念、神思入定地读完一本密度与力度都对自身构成挑战的书籍殊为不易。在这份由35本书籍汇成的夏季书单中,我们打破了书籍类别,历史和社科类书籍的比重较往日多一些,但这并非是某种刻意的倾斜,而是在诸种好书之中踟蹰不定的偶然选择。

  张潮曾在《幽梦影》的开篇讲道:“读史宜夏,其时久也”,此种偶然,也算是因缘际会的某种必然吧。今年是二战爆发80周年,书单中也确有几本与战争、与 19至20世纪风云变幻的历史紧密相关的书籍,比如英国作家派特·巴克描写一战的长篇小说《重生三部曲》、丽贝卡·韦斯特关于巴尔干的游记作品《黑羊与灰鹰》、青年学者高林的《皇帝圆舞曲》,时代的大历史与个人的小历史彼此交错缠绕,也勾勒出了20世纪这个关键时段的命运底色。而现代与传统、社会与个体、谎言与真实、遗忘与记忆的交织缝合,也构成了这份书单的某种精神底色,比如《孔子大历史》《声入心通》《简斯维尔》《坏血》《有所不为的反叛者》《独异性社会》《中国的颜色》等等,都是将目光潜入历史织体的内部,发现日常生活的种种真相,以过去为质料反思当下的社会生活。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读书是一种驶向真实之境的努力,甚至构成了一种直面未来的美德。当然,这份书单里也不纯然是时间的重量,不纯然是人的故事,更有轻快明亮的生活体验与丰富多样的自然故事,比如《中国食辣史》《不速之客:藏在家里的自然史》《苏丹的犀角》等等。正是这一个又一个的故事,轻与重的故事,有用或者无用的故事,道出了广袤世界的奥妙与生命存在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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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与唐代李商隐的名篇《锦瑟》同名,书中也讲到男主人公“他”给心爱之人钰儿抄写此诗的情节,有点题之意;发出的人世慨叹之丰富,也与诗歌《锦瑟》相通。书中故事大概如下: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他”是圣约翰大学高材生,因家道突变放弃学业;当时正处历史大转折时期,被同学带去苏北,历史更迭后回上海当民政局副科长,终于娶到钰儿;没想被划为“”,幸而又被摘掉;无奈钰儿病逝,对生活心灰意冷;“文革”刚结束,因心力衰竭而死,得年四十九岁。

  通过一介书生跌宕的一生,作者勾画出中国约三十年间的历史大脉络,又用丰盈真实的细节填充,用具体人物的生命起伏与日常生活展现,非常动人,又具有警示作用。书中的生命在自己的轨迹中相继凋零,完成了他们的人生,多有无奈和悲伤,不过作者似乎并不很悲观,他在后记中说:“不管在如何艰苦难挨的日子里,老百姓还是要生活下去的,起居求学谋生饮食娱乐恋爱结婚生儿育女,以及面对疾病、衰老和死亡。这是人生五彩斑斓的底色,大画面中的小笔触,是任何年代都脱不开的。还有人与人之间的相濡以沫,温馨和真情、付出与坚忍,正是有了这些基本的人性,再艰难的岁月也可支撑下去,再坎坷的经历也可称之为‘华年’。”(张进)

  巴尔干地区被称为欧洲的火药桶,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持续着内部的战争。漫长的历史令巴尔干地区的问题变得一言难尽,长期战乱让它成了西欧眼中的蛮荒之地,而巴尔干文明丰富的文化遗产也因为这些因素,被外界所忽视。英国旅行作家、文学评论家丽贝卡·韦斯特,借助一本《黑羊与灰鹰》,以游记的形式将巴尔干地区前后六百年的历史、塞尔维亚与克罗地亚的民族争端、奥匈帝国和土耳其帝国的轮番统治和该地区人民的文明杰作都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向读者娓娓道来。

  1978年,美国犹太裔作家辛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两年后,他的作品进入了中国读者的视野,成为在中国图书界引发诺奖光环效应的第一人。但是,由于犹太文化产生的隔阂和传统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使得辛格的文学作品没有得到读者的广泛推崇。本次《辛格自选集》的出版,将辛格过去分散出版的短篇小说佳作收录在内,可以帮助读者更完整地理解辛格的人文思想和艺术手法。

  辛格终生坚持用意第绪语写作,描写的也是犹太人生活,小说中的日常生活和人物矛盾也大多围绕犹太宗教与文化信仰,但其实,他的短篇小说却具有极强的普遍意义。辛格描绘出一个又一个小人物在社会现实中的挣扎,例如在《市场街的斯宾诺莎》中,老博士一边信奉斯宾诺莎逻辑完美的论证方式,而另一边,他又在面对尘世喧哗的市场街时反思自我,最后在和文盲姑娘“黑多比”的婚姻中重新找到了比逻辑神性更重要的人生活力。辛格总是能够从一个崇高的视角化解现实的卑微与丑陋,打破人类自我的禁锢,从而给读者以宽容和温情的感受,“从宇宙高处俯视人间,就连一场世界大战也无非只是短促的军事游戏罢了”。(宫子)

  “重生”一词,在派特·巴克的这本小说中,是个具有自反意味的伪命题。故事中的人并没有在战场后遗症的困扰中走向新生,反而是一步步走向死亡。《重生三部曲》参考了许多历史人物的事迹,包括反战诗人西格弗里德·萨松,弹震症专家瑞弗斯,神经学家亨利·海德等。海德曾在自己的医学实验中发现,“意外伤害后,人体的神经会有重生的现象”,然而在神经重生的过程中,患者会陷入极端痛苦,“有时候,针头轻轻戳一下,就能导致持久的剧痛”。在战地医院相遇的这些军人也遭遇了同样的困境。他们患上了各式各样的神经官能症,包括弹震、幻听、失语、看到食物就会想到尸体碎渣等等。

  在战争中受到伤害的他们本应成为战争的反对者,但《重生三部曲》与其他战争文学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挖掘到了一种在现实中真实存在的矛盾情绪——他们恐惧战争,却又迫不及待地要求重返战场;他们是失败的士兵,却又相信,只有回到军队获得胜利才能恢复自尊,否则只能接受他人终生的嘲笑。《重生三部曲》让我们反思:在历史上的无数次战争中,究竟是什么鼓动着年轻人的热情,让他们成批地自愿加入那血肉横飞的队伍。(宫子)

  约瑟夫·弗兰克的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传是融合传记、文学批评和社会-文化史的光辉实验,他打破作家传记的常规,拓展了这一文类的界限。弗兰克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私人生活置于他与时代文学及社会-文化史的相互关系之中,重点关注其作品的诞生过程,也就是生活转化为艺术的过程,弗兰克称之为“神秘的突变”。首卷“反叛的种子”聚焦于陀氏初入文坛的风光无限以及积极参与当时风行的小组活动,对于《穷人》《双重人格》等早期作品的解析则预示了陀氏此后那些伟大作品中重要主题的发展演变。第二卷聚焦于陀氏因“彼得拉舍夫斯基事件”而受审,遣送西伯利亚,历经十年艰辛重返彼得堡,陀氏称之为“我信仰的重生”。

  第三卷“自由的苏醒”继而讲述陀氏返回首都,决心重新确立自己的文学声望。身为两份在文化-社会动荡中刊行的文学杂志的编辑和撰稿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快就发现那些将要为他的成熟杰作奠定基础的主题。弗兰克精心描述了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小说家在因“自由意识的苏醒”而产生的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下自我界定的复杂过程。从创作的角度来讲,前三卷完美诠释了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前半生,那五部伟大的长篇小说在前方闪现,让人期待。(萧轶)

  文化的力量如何作用于现实的实践?文学如何回应现实问题?现实的力量如何影响文化的实践?政治如何通过文化发挥现实效用和产生社会影响?文化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素来都是知识分子必须面临的抉择问题。作为现当代史上的复杂人物,郭沫若在大众眼中的形象,往往集中于1949年之后的刻板印象,加之后期的形塑也让他的本来面目越发模糊。郭沫若集诗人、学者、剧作家、革命者及传统士大夫等诸多角色于一身,在抗战时期扮演了极为复杂的社会角色。在《诗人革命家:抗战时期的郭沫若》一书中,刘奎重返战时文化人的命运与历史抉择现场,借助第一手史料重新辨析郭沫若在抗战时期的思想转变和文化实践。

  作为中间势力的郭沫若,如何参与一系列重大历史进程?文学写作如何作为一种有效的政治实践?本书通过考察他的文化活动、戏剧创作、旧体诗词写作、文人交往、学术研究及对文艺制度建设的参与等文化政治活动,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文化人是如何以各种身份去面对时局的变化,以及如何借助文化表达方式去参与时代的建设。在文学与政治在社会实践层面的互动关系方面,郭沫若的特殊经验与表现,亦对后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萧轶)

  日本语词概念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传播,深刻影响了自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民族主义和近现代史的文化复杂性,导致中日之间语词概念的传播、互动与共享关系受到了种种因素的干扰,以至于后世在谈论时总是以讹传讹。陈力卫在《东往东来:近代中日之间的语词概念》一书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把当时的字词典进行了一一对照,梳理了中日近代新词的互动共享及其历史脉络,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近代中日文化的互动关系。

  在对比中日两国近代出版的报刊杂志和辞典收录状况之时,陈力卫还对概念背后的社会思潮进行了复盘,重新回溯了近代中日两国的社会思想变迁和东亚文化的互动历史。尤其是对近代史的关键语词的词源进行了具体的验证,将语词概念在社会变局下的嬗变进行了梳理;又对近代新词汇的翻译史进行了正本清源的考证,让我们重新认识了近代史中的文化输入与输出的双向互动,以及语词翻译和社会思想之间的互动关系,这都对理解近代中日两国的思想文化史有着重要的价值。(萧轶)

  是晚清以来中国转型的重要环节,几乎重构了中国文化的存在形态,也促进了现代国家的文化认同。故而,在现代中国的形成过程中,面对救亡图存的社会危机,以语言革命和文字改革为目标的,不仅仅是晚清民国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问题,而且牵扯到了国家建构、国族认同、文化理想、地方观念、阶级意识等范畴之间的多维度互动,同时涉及了中西方文化的学战论辩和语言文化的观念变迁等复杂问题。王东杰以问题意识为主导,采取非线性的跨学科研究范式,重新考察了中的生态变化和思潮变迁,以及语言与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内在互动关系。

  《声入心通:与现代中国》续接了《历史·声音·学问:近代中国文化的脉延与异变》中的“声音”部分,对近代中国的语言文字改革、统一与推广等历史脉络和结构异变,进行了多维度的社会互动网络考察;从语言的角度探究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复杂轨迹,呈现了文化与政治、精英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展现了近代中西文化之间的力量角逐和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内在张力,深刻地剖析了国族建构与社会转型诸问题的复杂性及其历史影响。(萧轶)

  作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费孝通在官学之间的特殊经历,对于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他晚年的谈话录,基于历经沧桑后的自身经历,对社会、学术和政治进行了融会贯通式的回顾与反思。这本看似结构散乱的晚年话语档案,记录了处于政学之间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对新时代富民强国的美好夙愿和救民济世的赤子情怀,也记录了晚年忆旧怀人的悲悯之情。

  此外,这本谈话录还以闲聊的方式,记录了费孝通对中国文化与中国现代历史的纠葛、中国农民、中国文化如何自觉等问题的思考,对于学术生命的延续、做学问与做人,以及对于反右、“文革”等问题的独特省思。对于理解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和近现代中国社会变迁,这本谈话录具有文献意义的参考价值。(萧轶)

  作为大多数知名科技企业和成千上万初创企业的大本营,硅谷被视为创业圈的标杆,但这本书写的却是硅谷的一个传奇版的丑闻。传统的血液检测需要高昂的花费,希拉洛斯公司在2013年宣称不用可怕的针头和采血试管,只需刺破手指获取几滴血便可以完成在专业医疗实验室内进行的多达240项医疗检查,而且花费最低只需要2.99美元。这项“终将改变世界”的新型血液检查技术吸引了无数商业巨鳄为其投资,而19岁从斯坦福辍学创业的公司创始人伊丽莎白·霍姆斯更被冠以“女版乔布斯”的称号。

  这则硅谷神话如今被证实是彻头彻尾的骗局:所谓的新发明只是改装市场上买到的仪器,所谓的新技术只是在稀释被试者的血液后再采用传统仪器检测。揭露这场谎言的正是本书作者,两度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调查记者约翰·卡雷鲁。不畏恐吓和威胁,卡雷鲁通过大量的采访突破在2015年揭露了这场骗局,并据此完成了《坏血》。这一跌宕起伏的真实故事警醒我们:科技淘金热诱惑年轻人打着创新的幌子来规避法律和道德,而浮躁、盲从、过度许诺的创业圈文化使低劣的骗术得以大行其道。(李永博)

  学界主流的观点认为,传统中国经历过三次重大的社会和思想文化转型,第一次在春秋战国时期,第二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三次则在唐宋之间。尽管“唐宋”这两个朝代往往被人们并称,但这两段时期的国家组织形态、经济重心、思想突破和习俗仪式都有显著的差异。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在20世纪初正式提出“唐宋变革论”,认为“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代的开始”,由此开启了海内外学界对此的持续热议和研究,刘子健的《中国转向内在》、柏文莉的《权力关系》、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等著作都建立在这个立论的基础之上。

  先前的学术研究很少关注到,国家与祠祀信仰的互动关系也在唐宋之间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一方面,宋代以降旌忠庙与贤人祠大量出现,基层社会的信仰也大量涌现于历史文献的记载之中;另一方面,相比中古时期的政权,宋朝也更加重视对各地祠祀信仰的控制。《唐宋之间的国家与祠祀》通过跨代史的比较研究,以国家和南方祀神风俗的互动为焦点,分析作为政治载具的祠祀如何成为宋代政治文化的基本元素。杨俊峰的著作既补充了宋史研究在制度与信仰方面的缺失,也有助于读者把握唐宋转型的宏观脉络。(李永博)

  寺院在中国的古代生活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寺院的捐赠者、建设者、维护者、居住者和供奉者,都是一些怎样的阶层和人群?寺院在明清两朝的帝都北京,为皇室、官僚、商贾、士绅、旅客和普通市民,提供了怎样的公共空间和精神寄托?寺院又与城市的经济发展、权力格局、宗教信仰、社会心理、娱乐生活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问题的复杂程度,其实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在中国古代的城市生活中,寺院是一张覆盖全员的有形和无形网络,自天子以至庶人,几乎无人不与寺院发生着或深或浅的关联。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韩书瑞的这部著作,其英文名直译应为《北京:寺院与城市生活,1400-1900》,她将研究目光对准明清两朝北京的寺院与城市生活,用一千余页文字勾勒出五百年间帝都寺院的生态变迁。她所说的“寺院”,是庙、寺、庵、祠、观、宫、禅林、堂、殿、院、阁、茶棚、坛、塔、家庙的统称,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加,寺院的数量和规模在不断扩张。据作者统计,五百年间,北京包括郊区在内有档案记载的寺院超过2500座,它们不仅关乎人们的宗教信仰,更与外界发生着经济和文化关联,成为城市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通过查阅大量原始档案、文献资料和实地走访,韩书瑞用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完成了这部关于北京寺院的史诗。(徐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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